90年匆匆逝去，但中國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歷史巨變，中華民族在偉大復興的道路上正在闊步前行……在中共建黨90周年來臨之際，在紀念陳望道誕辰120周年的日子，我們來到地處上海黃坡南路的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在這里，我們看到更多的是與他有關的譯著和著作。由他翻譯的《共產黨宣言》第一部中文全譯本下面，書寫著這樣的文字說明：“1920年9月，在上海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國家一級文物。”由他編輯出版的刊物《勞動界》，說明文字為：“1920年8月15日，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創辦的面向工人宣傳革命思想的通俗刊物《勞動界》，國家一級文物。”其中在《勞動界》的首頁，即是陳望道所著的文章《平安》；從第8期開始即是由他主編的《新青年》……
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根據《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記載：1920年5月，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等人，以《新青年》編輯部為中心，組織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1920年8月，在此基礎上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其中，陳望道就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17名成員之一。1920年8月22日，社會主義青年團正式成立，陳望道又是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早期負責人之一。
“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是我黨成立最早的黨組織。對此，陳望道在《關于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活動的回憶》一文中也有這樣的記載：“在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之前，陳獨秀、李漢俊、李達和我等先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是對外的公開名稱，內部叫共產黨，有組織機構，有書記，陳獨秀就是書記。”
“因此，陳望道可以稱得上是黨初建時期的最早參與者之一。”現為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上海研究中心研究員的余子道，曾是陳望道的學生，也是解放后復旦大學新聞系第一屆畢業生。1952年，他自復旦大學畢業后即留校從事學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久轉為黨史研究。
回憶起自己的恩師，余子道自是感慨萬分：陳望道在我黨的初創階段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如果說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那陳望道可稱得上是我黨初創時期在陳獨秀身邊的一員大將。當時參加黨的創建的還有其他一些人，但核心人物主要是“兩陳兩李”，“兩陳”即陳獨秀、陳望道，“兩李”是指李漢俊、李達，無論從創建“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還是成立“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他都全過程參與。
在“一大”會址，陳列著由陳望道編輯的《新青年》。該雜志被陳獨秀改為黨的公開機關理論刊物后，改刊后的第一期——1920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號，即由陳望道參與編輯。1920年12月16日，陳獨秀應粵軍司令陳炯明之邀去廣東主持教育工作，他就把《新青年》交給陳望道負責。從1921年1月1日出版的第八卷第五號到第九卷第四號，出版了8期，陳望道都是主編。此后，因被法租界捕房查抄勒令遷出上海，《新青年》編輯部由公開轉入地下。
當選”一大“代表
然而，就在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時，陳望道卻沒有參加”一大“，這是為何？余子道說，陳望道雖然未參加”一大“，但在共產主義小組成員籌備黨的”一大“時，陳望道已經被推選為上海地區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他之所以沒有參加”一大“，這事與陳獨秀有關。在共產主義小組成員籌備黨的”一大“時，陳獨秀和李漢俊為審批組織活動經費一事，發生了爭執。
在當時，要領取黨內活動經費，必須經過書記陳獨秀的簽字。但陳獨秀并不知道組織中還有多少經費可用，不清楚經費的收支情況，他只管簽字。于是常發生領取人拿了陳獨秀批的條子，而李漢俊這兒已無錢可支的事。李漢俊意見很大，讓陳獨秀不要亂批條子。陳獨秀為此大發脾氣。這事波及陳望道。陳獨秀寫信散發說，李漢俊和陳望道要奪他的權，想當”書記“。那時留學日本的施存統接到陳獨秀的信后很生氣，即給李漢俊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信，批評李漢俊、陳望道他們，說中國共產黨尚未正式成立，你們就先在那兒爭奪起書記來了。
陳望道看了施存統的信，大怒，他堅決要求陳獨秀出來澄清事實，并作公開道歉。但陳獨秀一向”大家長“做慣了，不肯道歉。陳望道一氣之下就提出了脫離組織的請求。這樣，他就沒有出席黨的”一大“--雖然此前他已被推選為上海地區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
”雖然沒有能夠參加中共一大會議，但這也并不影響陳望道在我黨創建中所起的作用，他還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締造者之一。特別是由他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是中國近代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這一貢獻是光照千秋、載入史冊的。“余子道說。
出任上海地方委員會書記
中共”一大“召開之后，1921年11月間，遵照中國共產黨中央局的批示，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陳望道為第一任書記。
1922年，為紀念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誕生104周年，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先后兩次舉行演講會和紀念會。陳望道此時雖與陳獨秀發生矛盾，但他仍然積極參與這些活動。在1922年4月30日，他隨中央書記陳獨秀前往吳淞出席中國公學馬克思學說演講會，并在會上發表了演說。5月5日，中央上海地方委員會以上海學界名義假北四川路懷恩堂正式舉行紀念會，陳望道到會發表演說，介紹馬克思的學說。同時，他還參加了上海的工人運動，到企業組建工會等。
走進地處上海老成都北路的中共”二大“會址紀念館的中共”二大“展廳內，迎面便是一張刊于1921年9月1日《新青年》上的《人民出版社通告》，其中有署名為陳佛突(即陳望道)翻譯的恩格斯著作《空想的與學科的社會主義》；還有一張由陳望道創作的《太平歌》，歌曲背面是《恭賀新年》，這便是1922年1月28日，上海黨組織在街頭散發的革命傳單《賀年貼》。
中共”二大“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舉行，在”二大“會址紀念館旁邊，就是一座”平民女校“舊址展廳，其中陳列了平民女校歷史沿革以及平民女校教員和學生的相關內容，陳望道的肖像即懸掛其中。1922年，陳望道曾在這里當教員。
鄧小平署名回到黨內
1922年下半年，陳望道正式提出辭去中共上海地方委員會職務。在黨的”三大“召開以后，陳望道正式離開黨組織。為了讓陳望道取消退出黨組織的念頭，黨組織曾指派沈雁冰勸說。但陳望道堅持要求退黨，并表示”我信仰共產主義終身不變，愿為共產主義事業貢獻我的力量。我在黨外為黨效勞也許比黨內更方便。“
事實也證明了陳望道的信仰。陳望道雖不滿意陳獨秀的家長作風，與陳獨秀意見不合而退了黨，但他依然接受時任中共總書記陳獨秀的委派對黨組織交予的各項任務，一如既往堅韌不拔地去完成。如在1923年秋季，陳望道受陳獨秀委派到當時被稱為是紅色學府的上海大學工作，先任中國文學系主任，再任代理校長兼任學務長。1925年在上海發生的著名的”五卅“運動，上海大學便是主力軍，當時幾乎所有的上海大學學生都參與了運動。
”雖然離開了組織，但只要是黨的工作，一定盡力去做。“(見《陳望道傳》鄧明以著)。這就是陳望道的心聲。也正因為如此，在1929年秋，陳望道還兼任了當時由中共地下黨開辦的中華藝術大學校長一職，直到1930年5月24日中華藝術大學被當局查封。
最終，陳望道于1957年6月19日，正式回到中共黨內。同意接受陳望道入黨的文件，是由當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鄧小平署名的。但中央沒有立即公開他的黨員身份。1973年8月，陳望道的中共黨員身份正式公開。在陳望道逝世三年多時間后的1980年1月23日，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根據黨中央的指示精神，在上海革命公墓隆重舉行了為陳望道同志骨灰盒覆蓋黨旗儀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