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年的新中國外交，留存下一批我國黨和國家領導人收到的國務禮品，有關部門為此成立了一個“國際友誼博物館”，專門收藏、保護、研究和展示它們。這批禮品至今已達16000多件、來自全世界150多個國家和地區。它們已為許多人所知曉，因為曾先后在20多個省區市和特別行政區巡展，國內媒體也對此做過大量報道。
“來而不往非禮也！”收到國務禮品后，我國黨和國家領導人是怎樣回送的？尤其是在國初期，國民經濟百廢待興，處于逐漸恢復當中；我國還派出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在當時的條件下，我們在對外交往中送什么樣的禮品？
從外交部檔案館近期對社會首批公開開放的部分外交檔案中，記者找到了答案。
天津蘿卜、山東大蔥：新中國給斯大林70壽辰送厚禮顯真誠
各種禮品清單在4000多件可查閱的檔案中占有很大比重。這些清單不僅將品名、數量、價格、送禮對象的身份職務一一記錄，連包裝方法和用料、運費都詳細列出。其中，檔號為109-00003-02、題為“我國祝賀斯大林70壽辰(賀信、禮品單)”的28頁檔案引起了記者特別的興趣。
這份禮品送出的時間是1949年12月20日至22日，距新中國成立僅80來天。禮品規格之高，估計在我國外交史上絕無僅有：分別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名義一起給一位外國元首送壽禮。其中黨中央的禮品有大元帥絲織像、清代藍花瓷花瓶、景泰藍茶具、燒瓷壽盤，以及象牙雕刻的大花瓶、寶塔、龍船、球、八仙人、女英雄等共10種22件(套、對、幀、座)，外加祁門紅茶、上等綠茶和龍井茶。政府的禮品除大元帥陶瓷盤10個和每套99件的景德鎮五彩瓷具兩套外，還有“中國農民所獻蔬菜果品”——山東膠東和濟南產的白菜、萊陽梨、大蔥，北京牙(鴨)梨、雪梨，天津和山東蘿白(卜)，北京綠皮圓形紅心蘿白(卜)，江西小金桔等。蔬果中哪一種是“顆大”的，哪一種是“綠色”的，哪一種由“四荊條簍裝”等，都標得清清楚楚。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禮品是大元帥絲繡像1幀和大元帥陶瓷像1對。
這份檔案材料沒有反映出送禮緣由。記者從我國《外交大事記》一書中找到了如此高規格給斯大林祝壽的原因：毛澤東主席于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訪問蘇聯。12月21日，他在慶祝斯大林70壽辰大會上致詞，贊揚斯大林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作出的貢獻。毛澤東此次訪蘇以中蘇簽訂《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等3個文件而告結束。這份厚禮應當是毛澤東此次訪蘇及中蘇談判的一個重要配合。當然，更大的背景應是我國當時堅定地站在社會主義國家一邊，真心實意地希望同蘇聯建立牢固友誼的外交戰略。
“很多禮品打了九折”：采購人員常與商人“討價還價”
一份份《禮品清單》檔案，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建國初期我國的外交活動及成果。禮品有我國領導人與各國領導人互贈的，有我政府代表團出席對方國慶慶祝活動贈送的，有外國領導人或政府代表團訪華贈禮后我們回贈的，有周恩來總理兼外長出席亞非會議等國際會議帶去的。送禮對象中往往還包括對方翻譯和接待人員。在當時國民經濟非常困難的情況下，我們仍然保持了“禮儀之邦”的傳統，送出了一份又一份由中國傳統手工藝品、特產等組成的國務禮品。
雕漆、陶瓷、景泰藍、牙雕、刺繡等工藝品是清單中常見的禮品；絲織、湘繡、描漆和陶
瓷的中蘇領袖像也時常被列入，毛澤東紀念章特別多。到了1952年，禮品清單中開始出現貼有
毛劉朱周、全國名勝風景、國慶觀禮、建設成就、外國來訪代表團在華活動等照片的像冊，以
及郵冊、詩箋譜、檀香扇、年畫、民間剪紙、綢緞、錦旗等。
禮品清單擬定后，都要上報外交部領導親自過目審定。當時我國尚無工藝品加工的國營企
業，禮品往往由外交部工作人員臨時到市場上搜尋，或從古玩商手中收購，檔案中常可見到
“討價還價”一詞。
1952年8月17日至9月22日，周恩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前往莫斯科與斯大林和蘇聯外長談
判，討論有關中蘇兩國關系的重要問題。8月19日，周恩來從莫斯科發回電報，要外交部迅速
籌辦一份禮品。記者從號碼為117——00208-01的檔案中看到，接到周總理的電報后，外交部
在3天內即擬定了禮品方案電報周總理。經總理“電示禮品不夠大方精美，并再次指示禮品的
種類、購買款項等”，還具體指示“請鄭振鐸等同志協助”，外交部立即抽調人員，兵分三
路，赴上海搜購繡品、瓷餐具等，赴天津選購地毯，在北京也“到處搜購”，并“配墊制匣等
裝潢”，還邀專家協助寫禮品說明。18天后，兩架中國民航貨機將這批價值3.5億元(舊幣)的
禮品飛送莫斯科。這份檔案特別提到，在這次籌辦中，上海文物管理委員會移交了繡屏、石
雕、大象牙筆及一些精美手工藝品，上海外事處、文管會及專家們協同選購，“因此不但能買
到較好的禮品，而且省時省力，價格公道。”“注意與商人特別是古玩商磨價錢，很多禮品打
了九折，個別如碧玉洗原要5400萬元，磨至4500萬元。”
“老革命”遇到新問題：外交部專門制定“收授禮品辦法”等規章
查閱一份份與外交禮品相關的檔案，可以看出，對于剛剛用“小米加步槍”推翻了“三座
大山“的中國共產黨人和人民解放軍官兵來說，外交禮尚往來完全是一個嶄新的課題。小到與
外國駐華使館互贈賀年片，以及一些節慶日小禮品的贈送，大多數外交干部也都是很陌生的。
針對這種情況，從1950年12月7日至1951年1月10日，外交部一連制定了“新年及圣誕節收授禮
品及祝賀辦法”、“收授私人禮物原則及辦法”共3個內部規章，通報各駐外使領館和“外交
部各單位干部”。
這3個內部規章要求，“我駐在蘇聯及新民主主義國家的使領人員，倘遇駐在國的朋友—
—普通公民或政府官員以私人名義邀請赴其住宅作客時，倘宴請日子為節日或主人生日，應隨
身帶些禮物送給主人。”在審批過程中，一位領導在這一表述旁加上了“駐外人員在資本主義
國家……被邀請時，亦應送禮品”。
對于“本部各單位”新年時收授各駐華使節的賀年片及禮品，外交部當時也作了5條規
定：原則上我方不主動送，但如對方送來我們必須答謝。各國使領館及其他駐華機構如有送賀
年片及禮物，應收下，并于2日內復以賀年片或名片；賀年片買現成的，填上姓名，如對方賀
我方夫婦，則送還時亦以夫婦名義；名片則在左上角用毛筆寫恭賀新禧。如隨賀年片附送禮物
時應收下，送名片致謝，名片左上角用毛筆寫謝字；部長、副部長還送賀年片時可考慮附相應
禮品，但也可不還禮，其他干部則可不必還禮。我們不過圣誕節，故無論以圣誕或新年祝賀均
于年底以賀新年名義復之。
“禮多人也怪”：贈送無經驗影響送禮效果
由于對外交送禮缺乏常識和經驗，建國初期，國內的各種代表團出國送禮很快就出現了一
些問題。
1953年4月9日，我國駐匈牙利大使館率先發回“關于出國代表團贈送禮品問題的報告”，
提出代表團出國送禮“大有改進的必要”。這份編號為113-00181-02的檔案中說，兩年多來，
各代表團攜帶的禮品均大同小異，互相重復，又未能前后照應和按照各代表團的性質之不同、
代表團成員的身份不同而對禮品的質量、數量及贈送對象等有所選擇。這些情況使得禮品的贈
送形成了幾乎是千篇一律、輕重不分且重疊的現象，大大影響了送禮的效果。
這份報告還詳細列舉了一個例子：使館剛到匈牙利時，曾送給匈部長會議主席拉科西一些
禮品，其中有象牙白菜一株，拉科西夫婦把它視為非常珍貴的禮品，珍惜異常，向貴客展示時
都放在地毯上，生怕放高處摔壞了。但后來不少代表團到匈牙利，都帶來類似的禮品，因此
“匈牙利的同志也就感覺很平常了”。其他如景泰藍、絲織風景畫、刺繡、綢料等，“有些匈
方的負責同志已得到類似的禮品不下四五份、六七份，甚至更多。”
在奉周總理指示籌辦送蘇禮品后，外交部有關處室也總結了此次籌辦中出現的一些“缺
點”：統盤計劃不夠，匆忙趕買，事后很多沒有用上，尚余有166件。“如赴滬選購時，該買
多少，花多少錢，無甚計劃”。此外，因任務急，“只怕買不到好東西，因此常對商人表示只
要你貨好，不怕價錢貴，也給商人以可乘之機，可能抬高了價錢，特別在古玩商方面。”剩下
的禮品中，有相當部分只好再去委托寄售；有一套“雕漆嵌玉石圍屏”和一對“紅地金花大瓷
瓶”，因上面已刻上了此次送禮的符號，只好交外交部招待所作陳設用。
鑒于送禮中存在的問題，駐匈牙利使館建議：出國代表團的禮品最好有計劃地統一于一定
的專門機構進行準備，根據代表團的性質、任務、成員身份和準備送禮的對象而有所選擇和區
別；禮品應盡可能簡化，選擇有紀念性質和富有宣傳效果的為好，如錦旗、絲織或刺繡領袖
像、年畫、照片、畫冊和書籍等；成員身份不高的一般代表團不必帶貴重禮品，只須帶些小的
手工藝品和明信片作為臨時性的贈禮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