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加入美國古董鐘表收藏家協會；1991年，矯氏創制成功亞洲首三個不同結構的天儀飛輪手表，開創了東方人創造最高級手表的歷史。
1992年1月，他應邀參加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的"國際時計獨立創作人學會"，該學會僅有瑞、德、意、美、英、十多位會員，矯氏是唯一亞洲籍會員。
1993年4月加入英國計時學會，同年7月創制出世界第一只取消飛輪結構中的固定支架與旋轉框架的“矯氏神奇天儀飛輪表”，震驚世界表壇。
矯大羽“龍的系列”共有13個不同類別、各不相同的天儀飛輪手表，1992年開始，連續七年在瑞士巴塞爾國際鐘表大展中展出，獲得極高的評價，填補了亞洲鐘表史的空白，在世界鐘表史中，也締造了一項可貴的紀錄，為中國人爭了光，并被肯定為有不可估量的發展前景。
矯大羽：奇跡在手中流淌
今年9月20日的北京展覽館，中國國際鐘表展覽會上，專程來華主持“鐘表奇跡”展的瑞士歷峰集團高級行政主管克羅尼先生，握住老朋友矯大羽的手：“陀飛輪，現在你是我們的威脅了”。周圍隨行的人員則笑著插話：“是朋友，還是朋友”。
“陀飛輪”是瑞士同行對矯大羽的稱呼，但它的原意“Tourbillon”則是鐘表工藝中最為精密的一個部件、對機械表制造者最大的技術挑戰。
在毛主席像章后面留下名字
矯大羽，蘇州人氏，其父親矯毅是著名的篆刻家、西泠印社社員，母親是位校長。1965年19歲的矯大羽，進蘇州開關廠當了工人。廠長問他會干什么？他說“我會在石頭上雕刻”——這是家傳，矯大羽7歲時的印章作品，即獲過全國優秀作品獎。工廠送矯大羽去上海華通開關廠學習金屬開模的10個月，真應了中國那句“師傅領進門，修行靠個人”的老話。整整10個月，帶他的楊師傅沒有說過只言片字，精湛技藝全靠矯大羽自己心領神會。整天埋頭干活一語不發的楊師傅，當時正背著沉重的政治包袱，他解放前曾給國民黨政府開模制鈔。
1966年秋天，“文革”已在全國鋪開，上海華通開關廠的進修無法再進行下去，矯大羽回到已經半停產、全面文革的蘇州開關廠。當時國內最革命的標志就是佩戴毛主席像章，誰有一枚毛主席像章，大家都眼紅得不得了。有人甚至因佩戴了一枚毛主席像章而遭搶劫。
矯大羽對時任廠長的黃金林說：“我們制造毛主席像章吧，我會開毛主席像章的模具!”黃金林沒有打擊這位20歲年輕人的政治熱情。但在那個特殊政治情勢時期，這得冒多大風險!得到廠長默許，矯大羽秘不宣人地試制起來。十多天后，矯大羽把一枚自己開的毛主席像章鋼質凸模(主模)給黃金林廠長，廠長驚呆了，立即捧了這一枚鋼質凸模，送往蘇州市委“毛主席像章辦公室”，當時正是軍管會主事，辦公室主任呂德軒是位軍人。
現年75歲高齡的呂德軒離休后住在濟南，38年前發生在蘇州的故事，至今記憶猶新。呂德軒老人興致很高地告訴《時代人物周報》：“當時那個像章緊張啊，蘇州沒有能做的。大家都怕冒風險，萬一做得歪一點了怎么辦？但是這個年輕人敢做，做得還很像。”
就這樣，蘇州開關廠在文革的初期，便得到了制造毛主席像章的“特權”，經矯大羽開過的主模，被送到“金屬工藝飾品廠”、“珠寶社”等進行規模化生產。矯大羽為郵電部、6307部隊、蘇州市革委會等機關，制造了10萬余枚毛主席像章，單為郵電部就用了三噸鋁材沖壓制造了56000枚像章。就在矯大羽埋頭苦干時，腦子里突然蹦出一個想法：“我這么熱愛毛主席，他知道嗎？我這么不眠不宿地雕刻了30副模具，有誰知道是我做的呢？”于是，在一次為“蘇州市紀念‘講話’籌備處”開模制章時，矯大羽在像章的背后，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大羽。而那正是“三忠于四無限”開始狂熱的時期。
今天，當《時代人物周報》問他當時是否考慮過后果時。矯大羽脫口而出：“那時候怎么會想后果呢？誰知道文化大革命會持續10年？要是知道會變成后來的樣子，我怎么也不敢把自己的名字刻上去呀!”
呂德軒老人也沒有忘記“像章背后刻字”事件：“現在想起來都后怕呀。我就‘熊’他，你跟毛主席一般‘大’呀，正面刻他，背面刻你？”
而刻有“大羽”字樣的毛主席像章，由于矯大羽當時“只是刻在了別針的下面”，在那個史無前例的年代，竟也安然無恙。今天這幾款像章已成為收藏界萬分難得的珍品。
沒有“三基孔”的手表，催生蘇州手表廠
矯大羽從小愛搗鼓家里的鬧鐘和舊懷表，《時尚時間》的康威凱是矯大羽每次回大陸必訪的朋友，他告訴《時代人物周報》：“那個時候，矯大羽的年齡還不到兩位數”。在矯大羽的記憶中，12歲那年，就修好了家里一只跳字懷表，那只老古董的“起死回生”，影響了矯大羽的一生。
從學校到社會，都知道矯家有個孩子會修表刻圖章，尤其是“古舊”表。由于“斗私批修”的成果，人們全無“古董與收藏”的概念。有些老古董竟被當做“舊表”不要了，就給了矯大羽。有些則很便宜地在“寄售店”出售，當時有位高中校長還要矯大羽陪著去“寄售店”淘寶。
而矯大羽自稱他修表也不是無師自通，他有機會就站在修表匠旁邊“觀摩”。
這種拆裝和探索工程一直延續到制造毛主席像章。就在蘇州城熱火朝天地制了兩年毛主席像章時，為了造戰斗機，毛主席發出了“還我飛機”的指示，不準各地再耗費鋁材造像章。矯大羽的熱情全部轉到了手表上，1970年，蘇州開關廠計量員矯大羽又拿著一枚手表找到了呂德軒。這是一枚由矯大羽全手工制造的手表，第一枚“蘇州制造”的手表。當時的蘇州只有鐘表元件廠。
時任輕工業局一把手的，正是軍代表呂德軒，一位頗有遠見的軍人。
呂德軒拿著這塊手工制品到當時蘇州很出名的“中南表店”找到“蘇州最有名的林師傅”，經過測試：這是一只走時準確的手表，但它不是按照規范工藝制造的，它沒有每一只手表上與生俱來的“胎記”——三基孔——因此無人想像得出這只表是怎么生產出來的。呂德軒老人還記得當時林師傅的兩句話：這個人太聰明了!這個表怎么做成的呢？
不久以后，在輕工業局革委會黨組書記、軍代表呂德軒的提儀下，蘇州市成立了“蘇州手表廠籌備處”。
想調走矯大羽這樣的香餑餑，開關廠可不答應。13歲在娶媳婦當天就“跟了部隊走”的老革命呂德軒，找到了老戰友，時任蘇州軍分區司令的劉金山——大名鼎鼎的鐵道游擊隊隊長劉洪的原型，終于將矯大羽調到了手表廠“籌備處”。
矯大羽弱冠之年在蘇州城風光無限之時，卻是父親矯毅因為所謂的“封資修歷史問題”挨批挨斗的日子。呂德軒在看了矯家的檔案后，認定那是一些莫須有的罪名。“我那時是軍代表嘛，手中正好有權”，呂德軒把矯毅從正在文革煉獄的“民族樂器廠”調離，保護起來。
矯大羽沒有辜負呂德軒的知遇之恩，第一批六塊“報喜表”中的一塊被矯大羽刻上“江蘇省革委會許世友主任紀念”的字樣，由蘇州市革委贈予許世友將軍。
當時“上海”牌手表在國內一枝獨秀，憑“手表券”買，還得120元一只(120元在當時相當于一位大學本科畢業生兩個半月的工資，一個中專畢業生4個月的工資)。矯大羽制出了和上海牌機芯SS-1等同的機芯，這種手表成本只有7元8角，售價45元，拿著手表券和各種條子的人天天圍堵廠門。
艱難起步香港 拼到瑞士專利
矯大羽的夫人是位印尼華僑，因了這層關系，1980年，34歲的蘇州鐘表工業公司技術員矯大羽攜夫人及兩歲的女兒矯玫，全家人移居到了香港。
對于矯大羽的赴港，現年73歲的王兆麟老人非常惋惜，當時他負責蘇州市鐘表工業公司技術科的工作。24年后的今天，他在痛惜人才流失的同時告訴《時代人物周報》他仍然支持矯大羽的選擇。那個年代所謂的“唯學歷論”真是害死人，像矯大羽這樣的技術人才，只能做工人，而無法轉為技術員，更不要說評工程師了。
初到香港那段人下人的日子，是這樣過來的：“當初聽別人說，香港如何如何好啵，但在那里，知道你是大陸來的，人家就看不起你，怎么生存下來，是最主要的問題了。”矯大羽發揮自己做手表的強項，從手表代理商那里領取零件回家，按合同規定，將300萬個元件，裝成50萬只手表。夫婦二人請了一位鐘點幫工，組裝后交給廠家，以件計酬，每只1.2元。
起初兩三人一天只能組裝50只手表，一年后，每天能裝配1000只。這種飛速提高的背后是什么？矯大羽說：“說不吃飯不睡覺，那是不可能的啵。但是當時裝到什么程度，也就是餓了吃一點，醒了就做活。”
近兩年的艱苦，成就了矯大羽日后事業的基礎。有了幾十萬元的經濟基礎，矯大羽不能忘懷的還是做手表。
不再單純為了生計的工作，總能激發人的創造性，何況這股創造的欲望早已不可遏制。然而這股創造的欲望帶來的，基本上是一年一塊陀飛輪表的“慢功細活”。從1990年到2004年，矯大羽一共才制造了15塊陀飛輪腕表。
2004年農歷大年初五，一封來自瑞士的郵件敲響了矯大羽的天儀軒。矯大羽期待已久的認可——這份簽署日期為2003年12月31日，由瑞士專利局“出品”、第一次頒給東方人的天儀飛輪發明證書，終于經由香港專利局轉到矯大羽手中。
事實上，早在1998年7月，矯大羽已因發明矯氏神奇天儀飛輪，獲得了中國專利，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人家會說‘你是中國人，中國專利當然偏袒你’了，那么我在2002年又獲得了美國專利，人家又說‘美國又不是當今的鐘表王國，它的專利不權威啵。’我就咬著牙再做我的表，我什么都不說。”
在今年的中國國際鐘表展覽會上，人們看到矯大羽的展位，一邊是他所收藏的1888年11月產自瑞士的瑞士專利第1號表，一邊是瑞士專利局頒發給他的專利證書，專利號為693725的證書上寫著“關于擒縱機構的發明專利”。這就是矯大羽十多年來“咬著牙，什么都不說”換來的。
申請瑞士專利，矯大羽走過了人們難以想像的路程，“我無法和任何人交流，在你成功之前，沒有人會相信你不是在說大話。”可以想到，矯大羽以一己之力贏得了世界鐘表王國的尊重，而我們無法找到一個標準來衡量二者懸殊的資本和相媲的實力。
對于終于到來的專利權，矯大羽認為并不是天道酬勤那么簡單，他堅持認為是上天的眷顧：“很多人比我更勤奮，但并不是每個人最后都得到了認可，你說是不是？”
連續14個春天，巴塞爾有他必赴的約會
一年一度的巴塞爾國際鐘表展覽會被稱為鐘表界的“奧林匹克”，這個展會有個傳統：一號展館是專門為知名廠商設置的品牌館，即通常說的歐洲館；二號館是珠寶館；三號館是其他鐘表商的展館，矯大羽則是惟一在一號館布展的亞洲人，同時也是AHCI（國際時計獨立創作人學會）惟一的亞洲人。
至今連續14年，巴塞爾的春天是他必赴的約會。
每次展會他都是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只展不賣”已經成了矯大羽的LOGO。
2003年春天，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巴塞爾國際鐘表展覽會拒絕了來自中國和新加坡已經到達展會門口的參展商。惟一參展的中國人就是來自中國香港的矯大羽。
自1991年起，矯大羽每年都赴約瑞巴塞爾國際鐘表展，每年他都推出至少一款自己的新作品。2003年矯大羽帶來了他的新作，給西方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難得聰明”和“唯吾知足”。
矯大羽對于“難得”的理解與眾不同：只有在那最重要的時刻，你“聰明一下”，方顯出英雄本色，才有足夠的勇氣把平時并不笨的事說成“不聰明”。當他喊出“難得聰明”這句話時，可能已經成功了—矯大羽坦陳：唯強者才敢示弱也。
“人家說‘難得糊涂’啵，我卻要說‘難得聰明’，沒有那么多傻事，哪有聰明的事情呢？”矯大羽一再這么強調，自己做出了外人看來很聰明的事情——他是指獲得了瑞士政府頒發的專利證書，但是有誰知道他有多“傻”呢？每造一塊表，他都把工作日記記得詳而又詳，為了紀錄造每一塊天儀飛輪表的復雜工藝和過程，以第11號表為例，他給制作過程照了800余張照片。
問到夫人林圣娘對他做“傻事”的看法，和善的矯大羽突然緊張地告誡：“不可以問她這個問題，一提造表，我夫人就一肚子火。”停了停，又給自己的話加了個注解：“你想啊，一個人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只做手表，能不讓她生氣嗎？”然而正是林圣娘，一連12年陪伴矯大羽赴巴塞爾之約。每天要接待訪客，矯大羽夫婦忙得沒有時間進餐：“每年都要到瑞士一次，這么寶貴的機會，每一分鐘都不舍得浪費，我從不游覽，你都想不到有多忙”。
每年春天從巴塞爾再趕赴日內瓦參加高級鐘表展、安帝古倫古董鐘表拍賣會，這就是矯大羽經年不變的行程。
“那么多國家采訪過我，還沒有人問過這個問題”
作為一位國際獨立制表人，陀飛輪表已造了5種不同類別共15只，下一步矯大羽還要做什么？對于《時代人物周報》的提問，矯大羽連說“問得好問得好，那么多國家的記者采訪過我，還沒有人這么問過。現在我要告訴你——”矯大羽壓低了聲音，俯下高大的身軀“我還想做什么!”
“我一聲不響地造表，造了這么多年，有誰知道我的這種努力呢？有多少人知道有個中國人發明了第三代陀飛輪?有多少人知道是中國宋朝人開創了鐘表史？有誰知道發明創造有多么艱難？我要做的，就是讓人家知道這些。”矯大羽說自己要做的工作，就是記錄歷史和開創未來。”他肯定地給自己的工作“定了性”。
再看這幾年的工作：2003年12月31日，矯大羽開通了自己的網站。這一天，他并不知道，瑞士政府正在給他簽署專利證書。
開設網站以后，矯大羽把自己的故事和追求以及發表過的文章全無保留地放了上去。一年只做一塊表，只為證明在中國人開創鐘表史一千年后的今天，是中國人創制了“神奇天儀飛輪手表”，并獲得了鐘表王國的認可，連矯大羽自己都覺得自己很傻。
除了網絡能夠在壓縮的時空里傳播給人們，矯大羽做手表的故事還被電話卡所記錄和傳播。1994年江蘇省郵電局首次發行
“天儀飛輪表”電話卡，2000年12月18日中國電信專門發行了一套四枚紀念蘇頌誕生980周年、紀念矯大羽在世界首倡“中國人開創鐘表史”10周年的電話卡。
矯氏專題電話卡承載的歷史與文化何其豐厚和珍貴，目前，中國兩岸四地已為矯氏飛輪表系列發行了31枚電話卡。有些朋友不解地問他：“你不做手表了嗎？你開始做磁卡生意了嗎？”矯大羽頗為苦惱地告訴《時代人物周報》：“他們無法理解我這種記錄歷史的方式。”980多年前的宋朝宰相蘇頌，若不把他主持制造“水運儀象臺”的經過，詳細記載在《新儀象法要》一書中，那么人們在1000年后要去證實這段歷史，并對它有個正確的認識，將是天方夜譚。
作為亞洲頂級古董鐘表收藏家，矯大羽說他同時也在用文字的形式“記錄歷史”，他的《Time in
Pocket》一書，講述了矯氏藏品中100只懷表，被評為1992年度香港最佳印刷書籍獎。這本書被包括日內瓦的“百達翡麗時計藝術博物館”在內的瑞士、德國、英國等國家鐘表歷史博物館收藏，并被瑞士權威的“WOSTEP”鐘表學校選作教材。
首倡“中國人開創了鐘表史”
10年前，在江詩丹頓一次古董鐘表收藏家的演講會上，矯大羽語出驚人：世界上第一座具有擒縱系統的水運儀象臺，出自中國人之手，是中國人開創了鐘表歷史。他以他一人之力，把此項發明提為“中國古代五大發明之首”。
這個提法，矯大羽早已醞釀多年。
還在蘇州開關廠當計量員時，矯大羽看到清華大學機械研究權威李仙洲教授對宋代蘇頌“天文水鐘”的評價時，就萌生過此念。移居香港后，在研究李約瑟的科技史著作時，找到國際科技界對蘇頌的評價：蘇頌把鐘表機械和天文觀測儀器結合起來，在原理上已經完全成功，他比西方公認的鐘表發明人羅伯特.胡克先行了6個世紀、比方和裴早7個半世紀。
1990年矯大羽以收藏家的身份參觀瑞士巴塞爾國際鐘表展時，看到百達翡麗在1981年出版的一本鐘表圖錄上記載：“現代機械鐘表中使用的擒縱器，是源自中國古代蘇頌的發明，他制造的水鐘(水運儀)，已達到每日一秒鐘的誤差，而我們西方使用的擒縱器，是在蘇頌以后三個世紀的事。”(不同的記載，在時間上甚至有三個世紀的差異，但這并不防礙西方人將蘇頌開創性的發明，載入了史冊。)
這一系列發現和求證使矯大羽認定，是中國人開創了鐘表史，此后，每到一處，他都不失時機地提出這一論斷，并對各種邀請他參加的展會提出要求，把“中國人開創了鐘表史”這一論斷，放在會議最突出最引人注目的地方。現在，國際社會已普遍認同這一觀點和事實。
陀飛輪為什么能使他享尊崇？
要了解矯大羽這個人，要想理解他在世界鐘表界為什么享有這么高的地位，有一個關鍵詞，是不能省去的，那就是陀飛輪(Tourbillon)。
用一句最感性的話說，陀飛輪代表了機械鐘表制造工藝中的最高水平。
陀飛輪的發明起源于1795年，始于路易.寶璣，并于1801年在法國巴黎取得發明專利，此后陀飛輪的競技便不休止。陀飛輪是一種旋轉擒縱調節器，其主要功能是將地心引力對機械鐘表中擒縱系統的影響減至最低程度，提高走時精度等。
在寶璣大師發明陀飛輪之前，鐘和表的擒縱系統中，都有一個我們能夠看到的“擺”，在“擺”至與地面垂直時，因“擺”受地心引力的影響，鐘表會走得“慢”一些。陀飛輪是一個360度旋轉的機構，它幾乎不受地心引力影響，這個精巧的機制被認為是最難制作的復雜鐘表裝置之一。至今，陀飛輪的制作依舊極富挑戰性，其技術仍限于極少幾家頂級鐘表制造廠和為數不多的專家級大師所掌握。
20世紀30年代，德國人阿爾弗萊德發明了一種取消“固定支架”的陀飛輪結構，被稱為“飛行天儀飛輪”。
1993年7月矯大羽推出的陀飛輪手表則是完全意義上的創新，它連“旋轉框架”也不存在了，因而得名為
“矯氏神奇天儀飛輪”。
有一個形象的比喻：傳統天儀飛輪（第一代陀飛輪）是一間能夠轉動的有梁、有柱的屋子；飛行天儀飛輪（第二代陀飛輪）則是只有柱而沒有梁；矯氏陀飛輪（第三代陀飛輪）便是一間既沒有梁也沒有柱同時還會轉動的屋子。如果說此作品之前的創作打破了只有西方頂級制表大師制作天儀飛輪表歷史的話，那么這個創新則是中國人完全以自己的能力發明的。
不僅如此，在世界鐘表發展歷史中，只有東方的矯大羽是全世界唯一一位成功制造了三代飛輪表中全部五種類型的鐘表大師。這一空前的鐘表創作，使他成為有史以來，原創設計和親手制造最多天儀飛輪手表的鐘表界殿堂級人物，也使他成為繼瑞士寶璣、德國阿爾弗萊德以來的第三人，享有鐘表界不可逾越的尊崇地位。
來源：中國日報
